【学术助力】希拉里•曼特尔小说研究
希拉里·曼特尔(Hilary Mantel)是当代英国畅销小说作家，至今已出版11部长篇小说、1部自传、1部短篇小说集，且在《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纽约书评》(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伦敦书评》(London Reviewof Books)等期刊杂志上发表了众多评论文章。随着《狼厅》(Wolf Hall)及其续曲《提堂》(Bring Up the Bodies)先后摘得布克奖，她一跃跻身于当下英语文学世界最炙手可热的作家行列，并被誉为“最伟大的现代英语作家”(the greatest English prose writer of modern times)(Chennai，2012)。曼特尔两度得到英国文学主流意识形态的垂青，与其作品中表征的共同体关怀有着莫大关系。而由此反观其先前著作，尽管从处女作《每天都是母亲节》(Every Day Is Mother's Day)至今，曼特尔创作取材各异，但共同体形塑是始终贯穿于其写作的重要主题。曼特尔多样化题材的尝试表明她对共同体反思并没有局限于某一类型或人群，其创作不仅反映基于共同历史、文化和政治利益基础上的传统英国民族共同体意识，同时也反映了当代英国民族共同体对新时代“英格兰特性”(Englishness)的独特理解，揭示了英国本土作家利用自身的创作深化民族身份认同、推进共同体建设的民族情怀。一方面曼特尔小说中的共同体书写在某种程度上回应了当下英国多元文化社会的病症，直指英国民族核心价值英格兰特性面临的挑战，另一方面小说中围绕叙事与文化两个维度展开的共同体书写，又为英格兰特性建构提供一条可能的路径。
20世纪80年代以降，与诸如朱利安·巴恩斯(Julian Barnes)、A. S. 拜厄特(A. S. Byatt)及格雷厄姆·斯威夫特(Graham Swift)等英国当代作家一样，曼特尔在其作品中不同程度地表达了浓厚的现代性焦虑情绪：对当下人类的生活状态、精神状态、性格命运的诸多思考及对英国民族身份认同和当代共同体构建的关注和担忧。与上述作家不同，在审思英国民族身份认同与当代共同体形塑上，曼特尔借助小说创作的文学形式表达伦理关怀、民族文化关怀以及社会责任意识。
因而，“共同体、伦理、民族文化”等可视为研究曼特尔小说的关键词，其中“共同体”既是曼特尔创作的表征对象，又是其书写“伦理关怀与民族文化关怀”的具体语境。
“共同体”一词，是一个社会学概念。“community”在《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和《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辞典》中注解为：①the people living in one place, district or country, considered as awhole；②group of people of the same religion, race, occupation, etc., orwith shared interests。“community”译成中文对应有“社区/共同体”，相应的解释为: ①在一个地区内共同生活的有组织的人群；②有共同目标和共同利害关系的人组成的社会团体。在西方传统思想中，对“共同体”的研究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强调“在一个共同体中，对共同善的共同追求使人们获得相应的利益或善”。在众多共同体研究中，德国学者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onnies)的观点无疑最具代表性。他认为，“共同体意味着真正的持久的共同生活，而社会不过是一种暂时的表面的东西。因此，共同体本身必须被理解为一种生机勃勃的有机体，而社会则是一种机械的聚合和人工制品。共同目标和共同活动为共同体成员带来共同利益(Tonnies, 2001:15)。”时至今日，这种“持久的共同体生活”又逐渐被细化，除“民族文化共同体”、“区域文化共同体”等传统“文化共同体”视角外，“共同体”已经越过血缘和地缘的局限，衍生出了科学共同体、学习共同体、经济共同体、职业共同体等，并由此引发出较多的研究成果。由此可见，作为一个“生机勃勃的有机体”，共同体自其产生之日起就是一个流动性与矛盾性并存的场域。20世纪下半叶以降，随着“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的滥觞，英国社会的多元文化格局逐渐形成，这给英国社会既有的共同体带来较大冲击，同时又为之注入一股新活力。曼特尔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无疑对这一历史宏观变化有所体悟，而她将此种体悟揉入创作中自然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三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中，曼特尔对历史边缘人物、弱势群体、异质文化等始终给予充分关照，从不同的角度阐释他(它)们在共同体语境下面临的焦虑与困惑及其对共同体形塑所发挥的作用。然而，在对国内外曼特尔小说研究的文献梳理中，笔者却发现以往研究较少涉及该方面的探索，更鲜有批评家从叙事伦理与文化批评两种视角解读其作品中的共同体建构。
国外学者对希拉里·曼特尔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对其处女作《每天都是母亲节》的研究，主要涉及政治、宗教及家庭，研究方向更多的是关注作家的黑色幽默技巧。大多数学者对曼特尔的布克奖获奖小说《狼厅》和《提堂》的研究关注较多，研究视角主要集中于小说的主题、结构、语言、叙述基调、想象力及主人翁托马斯·克伦威尔(Thomas Cromwell)的形象再塑等方面。“道德的模糊”(moral ambiguity)和“政治生活的不确定”(the real uncertainty of political life)是人们较多关注的主题，“历史现实与自由想象的交融”彰显了小说创作无尽的魅力(Bordo, 2012)。在小说情节方面，曼特尔聚焦于都铎王朝紧张的君臣关系和一代权臣的荣辱兴衰(Kevin, 2012)。对于曼特尔其他几部小说的评论多见于《纽约客》(The New Yorker)、《旁观者》(The Spectator)等专栏评论中，系统的学术论文则比较有限。
国内学者对希拉里·曼特尔小说研究起步较晚。在获布克奖之前，曼特尔在我国还鲜为人知，早期的研究也仅以零星介绍曼特尔生平和访谈为主。随着两度获布克奖后，曼特尔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强烈关注。针对其获奖作品《狼厅》和《提堂》的研究也逐步呈现多元化趋势：有的学者从历史小说的特征入手对《狼厅》进行了细致的解读；有的学者探讨了作者高超的文学想象和精细的语言描写；也有学者着重讨论主人翁克伦威尔的形象塑造问题。在许多人看来，曼特尔刻画的克伦威尔几乎是莎士比亚(Shakespeare)的角色：自我意识和自我怀疑并存，冷酷无情与多愁善感纠缠，对传统观念不屑一顾。也有评论者赞赏作者曼特尔以女性特有的笔触诠释克伦威尔人性与狼性并存的政治生命，探索重塑后的克伦威尔的魅力。
国内外学者从多个层面剖析了曼特尔小说的创作主题和创作技巧，尤其是针对历史人物的重新塑造进行了较多的探讨，这些成果将为本书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但是，对曼特尔文学创作过程及其作品的研究有待深入和拓宽思路，如对其小说中民族身份、民族文化根源以及当代英国民族精神等方面，尤其是涉及共同体价值核心观念的“英格兰特性”研究较少。“英格兰特性”体现着共同体中人们对社会生活的全面理解，文学作品则是表达并传递这种理解的重要媒介；英国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塑造和发展直接影响着文学作品的创作与传播，文学作品则反过来对民族身份认同的加深产生重要影响。就文学研究而言，只有将这种互为表里的关系纳入视野，才能拥有对作品的透彻把握，进而将文学研究提升至民族文化研究的高度。英国文学作品研究是我国世界文学研究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成果丰硕，然而，由于此前的工作不够重视英国民族身份认同观念的问题，导致对文学作品的研究常常局限于审美愉悦的层次，缺乏民族意识和社会价值观的深度探讨。希拉里·曼特尔作为唯一一位两度获布克文学奖的女作家，虽然著作颇丰，也有了一定的文学地位，但是对其作品的研究尚不够系统全面，也未能充分阐释其作品在深化民族身份认同、塑造共同价值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如何将这两方面的研究融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使文学作品的创作解读与共同体意识的构建真正地相互契合，以推进英国文学研究，并为当前国内的文化建设工作服务，是学术发展的追求，也是社会现实的需求。本书主要从叙事伦理与文化批评两种视角阐释曼特尔小说中共同体的价值形构，如从隐含作者、叙事视角、叙事时间等叙事元素中阐释“去理解，而不是去决断”的叙事伦理指涉，以及从英格兰特性、民族身份认同、伦理形态等文化关键词中解读民族共同体文化构建。因此，将曼特尔小说置于共同体语境之下，有助于挖掘作家创作背后的人道主义关怀，为了解英国当下复杂的多元文化社会提供切入口，也可为探索我国当前公共文化建设提供新思路。
现代生活中，人、自然、神性陷入分崩离析的沉沦境遇中(托多罗夫, 2005:153)。人的生产和生活与时序无关甚至相互冲突，工业产品最终成为废弃物，无法归还与献祭。在当下这个追求真实和论争的年代，人们对叙述细节和生活中的逸闻琐事越来越不耐烦，因为这些没有使用价值和意义，除非它们是信息或说明了某种道理。现代社会把叙事遣送到新闻报道，把叙事虚构变成了一种大规模的文化工业。由此，小说叙事魅力日益凋零，小说的“严肃精英性质逐渐被通俗流行所替代，纯文学走向了边缘，小说家从此徘徊在文学与文本之间、严肃与娱乐之间、理性与非理性之间(杨金才, 2009)。”无怪乎美国当代著名小说家唐纳德·巴塞尔姆(Donald Barthelme)就发出“小说已死”的悲怆感言。在这样的小说叙事逆境中，希拉里·曼特尔依然对小说创作倾注了极大的热情，这是其对小说叙事的维护，是对个性、主体性的坚守。随着两度荣膺布克奖，曼特尔的小说在商业上也取得巨大成功。《狼厅》在英国销量就赶超了美国当下著名畅销书作家丹·布朗(Dan Brown)的《失落的秘符》(The Lost Symbol)。曼特尔的成功表明，即使在工具理性几乎独霸天下的时代，文学虚构叙事仍然可以赋予个人生活以意义，赋予人类的生活经验以讲述的动力。
人类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就不可避免与其产生关系。人类要寻求生存的意义，其内心的欲望必然要求他把握这个世界及其本质。因而人与世界就展开了互相建构的活动。小说家与小说叙事的关系也正是如此。小说是“日常生活的文化(奥斯本, 2004:277)。”小说主人公及其感受，其对事物的情感意志的总体取向并不是一开始就拥有纯粹审美形式，而是首先受到作者的认识和伦理的界定。作者在对小说做出形式上的直接审美反应之前，先要在认识伦理上做出反应，然后才能从纯粹审美方面来塑造经过认识伦理(指道德上、心理学上、社会学上、哲学上等)判定的主人公。主人公的认识伦理所加的限制，总带有无法摆脱的利害关系和个人隐秘的价值认知。进入21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文学评论家开始关注作家的创作自由与社会责任的辩证关系。聂珍钊强调：“任何创作与批评都必须承担道德责任。作家有创作和虚构的自由，批评家有批评和解释的自由，但是不能违背社会公认的道德准则，应该有益道德而不能有伤风化。无论作家创作作品还是批评家批评作品，都不能违背文学的伦理和损害道德(聂珍钊, 2015)。”文学的基本功能是教诲，因此，作家在创作过程中就不能只兼顾市场效应，还须维护文学创作的伦理秩序和道德规范。
曼特尔创作的小说大致可归类为：历史小说、家庭小说、超自然小说、女性小说，其中塑造了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如阴险毒辣与忠君爱国的权力人物克伦威尔、表面患有精神病症实则心理扭曲变形的小女孩穆里尔(Muriel)、对上帝失去信仰却用严格的教条伪装自己的神父安格温(Father Angwin)以及恶鬼缠身的专业灵媒艾莉森·哈特(Alison Hart)等。哲学家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认为小说人物是具体的和社会的植入，因此小说人物鼓励我们对照他们的行为反思我们自己的选择和行动 (伍茂国: 2013:78)。小说家曼特尔塑造的小说人物形象足以表达出她的人道主义理念。“人道主义”是人区别于“兽道”和“神道”的、以人类生存需要为前提、以人类道德文化为内涵的基本原则 (徐岱, 1990:46)。曼特尔文学创作思想的生命本体从来就没有离开过人道主义的语境。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接受诺贝尔文学颁奖时说道：“人是不朽的，并非在生物中唯独他留有绵延不绝的声音，而是人有灵魂，有能够怜悯、牺牲和耐劳的精神。诗人和作家的职责就在于写出这些东西。他的特殊的光荣就是振奋人心，提醒人们记住勇气、荣誉、希望、自豪、同情、怜悯之心和牺牲精神……”(福克纳, 1980:255)。曼特尔借助于想象的翅膀塑造了一个个虚构故事中的人物，实现了对自由生命的体验，这永远是人类诗性文化创造的价值与意义所在。她的小说叙事虽然离不开叙述者的生活经历，但难能可贵的是，作者至少以此作为叙事的脚手架来为我们表现具有普泛的生命意识。曼特尔用她的小说叙事表达着人类的愤怒、哀伤抑或欢乐，她的小说也因其对人类命运的关怀而赢得尊重与好评。
曼特尔在虚构小说人物时深刻把握了人的基本特点：在人的身上善恶共存的特点。无论是社会中的人，还是文学作品中的人，都是作为一个斯芬克斯因子存在：人性因子与兽性因子。这两种因子有机组合起来，构成一个完整的人。曼特尔笔下的人物形象几乎都具有善恶共存的特点，是其作为小说创作者推动人们择善弃恶的道德实践。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曾说过：“严肃的小说家是实实在在地思考道德问题。他们讲故事。他们叙述着所发生的事情。他们在我们可以认同的叙述作品中唤起我们共同的人性，尽管那些生命可能远离我们的生命。他们刺激我们的想象力。他们讲的故事扩大并复杂化——因此也改善——我们的同情。他们培养我们的道德判断力(桑格塔, 2009:218219)。”毫无疑问，曼特尔是有责任心的说故事高手，她的确试图通过讲述自己的故事而培养现代人的道德判断力，她的诸多小说感动当下读者绝离不开其中朴素的伦理追求。当代作家正是借助自己的作品来探索和表达自身对世界和人生的感受与认识。
除了对现实的道德关怀，曼特尔对民族特性也表现出了较强的热情和洞察力。事实上，现当代英国文学界表现出强烈民族情感的作家不乏其人：菲利普·拉金(Philip Larkin)的诗歌、A. S. 拜厄特所创作的“新维多利亚小说”、朱利安·巴恩斯的作品《英格兰，英格兰》(England, England)、鲁德亚德·吉卜林(Joseph Rudyard Kipling)帕克系列历史故事、扎迪·史密斯(ZadieSmith)的《白牙》(White Teeth)以及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的《长日留痕》(The Remains of the Day)等文学作品从帝国霸权、殖民主义、经验主义、多元文化等方面对“英格兰特性”进行深入的阐释和探索，从而审视了英格兰民族身份认同的内涵。这些研究印证了文学作品与英国民族共同体意识之间的密切关系。民族是不断变化的人类共同体，在记忆基础上的自我认同意识是其存在的基础。小说家们通过自身的文学创作从历史、风俗、文化、宗教等多重视角阐释英国民族特性，强化民族共同体意识。当代作家们对民族共同体的关注真实地反映了一个民族身份认同危机时代苛求民族身份属性和共同体精神的强烈愿望。